賺錢難，懂花錢更難，所以這個世界有土豪和品味圈之分。

19世紀美國哲學家Thorstein Veblen撰寫《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》，創造了「炫耀性消費」（conspicuous consumption）這個詞來形容人們用奢侈品標榜其社會地位和階層的行為。到20世紀70年代有嚮往流浪和公社式生活的Hippies，而80年代的Yuppies則是專業中產、講究品味時尚的代表，法國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出版的《Distinction》講述以品味分階級，就是那個年代的產物；那個年代是講求 “To see and be seen”── 你穿什麼、戴什麼錶、駕什麼車等等，去定義你是什麼人；到近年，風氣轉變，炒地炒房炒股票的「有錢階級」比目皆是。

當這些「炫耀性消費」變得不再是高不可攀時，社會的上流和菁英又如何更優越地生活呢？

3年前，南加州大學教授Elizabeth Currid-Halkett 寫過一篇專欄文章《Conspicuous consumption is over. It’s all about intangibles now》，一語道破炫耀性消費的潮流已結束，現在是無形消費的年代。她的書《The Sum of Small Things: A Theory of the Aspirational Class》更對「Aspirational Class」有深入的剖析──他們不把錢花在炫耀性的物質上，卻花在自己及家人的文化資本(cultural capital)上，例如教育、退休生活、醫療保健、文化視野和修養。

這些無形的服務比有形的產品更顯珍貴，Currid-Halkett的文章提及美國大學的學費在十年間增加了80%，而女性服飾消費品只增加了6%。年收入排名前1%的家庭，投入教育的預算佔總收入的6%，相對中等收入家庭投入教育的預算只有1%。

簡單來說，即是喜歡積累有益身心的非物質文明，多過再買一個手袋，而這些「discreet wealth」才是更超然又時尚的地位境界。

所以近年隨著Aspirational Class的興起，各種前瞻性的經濟活動也應運而生，例如國際企業越來越注重sustainable development、green economy、design thinking去創新和重構「意義」和「社會效益」(social impact)；家庭方面，趨勢同樣是為家人追求這些無形的保障，如提供環球保障的高端醫保計劃、教育基金，又或者可「財富傳承」的儲蓄人壽計劃，享有保障外再將儲蓄轉給下一代作傳承，如此類推接續下去，為自己和家人提高生活保障和質量。

這些消費雖然無形，但卻成為Aspirational Class通過它們相互傳遞文化的資本信號，因為能讀懂《Economist》、懂得欣賞日本職人文化、又順口能講論「財富傳承」和社會創新等，顯示著其文化資本的成果，從而進入精英的社交網絡、幫助鋪平道路取得精英工作。總之，無形消費賦予了社會階層流動性。

既然無形消費能鞏固和維護社會地位，又何需周圍去炫富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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